花卉闯市场(关于资金互助合作社)

2006年8月18日，云南玉溪红塔区小石桥乡的一幢小楼外，鞭炮震耳，人声鼎沸。一块系着大红花的，写有“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白色木牌被高悬上墙。此后不少农民频繁进出那小楼。原来，合作社做开了资金借贷买卖，生意异常红火。

但这也让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左右为难。

四个多月后，2006年12月，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政策出台，该政策允许在农村设立三类新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便是其中之一。“就连名字都一样。我们的合作社正是对这个政策的呼应。”一合作社人士欣喜地解释他们的“前瞻性”。

尽管如此，银监会的六个试点省份中并不包括云南。而真正令玉溪银监分局担心的是，这一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脱胎于农村合作基金会，又异于银监会允许试点的资金互助组织，管理上有颇多不足。

“民办、民管、民受益”

“向社员提供小额资金贷款服务。”合作社的这一主要功能已在当地广为人知。乡里人只要自愿认购几百上千的互助保证金就可入社，签个字就能获得信用贷款，建房的、看病的、买大棚、买农机的，都能借上钱，信用好的，甚至可以贷款做上个体户。

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创立时来自于红塔区农经站111.8万元的扶贫金资助，二是少数农民“股东”出资，并公开挂牌继续吸纳股金，每股100元。

截至2007年5月，在对外挂牌营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合作社便入股社员近500人，吸纳股金逾百万元，并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规矩而声名鹊起。事实上，该资金互助社公开挂牌本身就颇为轰动。整个玉溪农村都暗自沸腾起来。

一个多月后，2006年10月12日，在70多户农民的强烈呼吁下，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五垴山村“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开业，省市农经站以及县镇村政府的多位人士冒雨与民同庆。

五垴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药膳臭参的原产地，最近又成为本县蔬菜种植基地。该村2190人，耕地2944亩，人均1.3亩，粮经用地比例为35∶65，年种植蔬菜3600多亩。但农民苦于没有形成组织化的生产、销售，仅靠单打独斗，市场风险大，价格效益无保障。而新成立的合作社为社员和蔬菜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生产资料购销，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系列化服务。

不过，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独特职能在于，可以针对社员生产中资金阶段性短缺突出，在社员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合作“试点”。其实质与上述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无异。

据记者了解，该合作社成立时，有21户农户入股9.9万元。后来“发展”的成员分两种形式：交纳200元会员费即成为一般会员，享受正常的农业生产流程服务；另有资金互助入股社员，需购买合作社股份，每股100元，可享受比当地信用社利率更低的小额借贷服务，入股社员年底时可按月息2.4‰进行保息分红，而一般会员则享受不了。

记者发现在合作社的《章程》里，清楚地写有“民办、民管、民受益”三大原则。还规定，如果合作社年终结余时有收益，则收益的80%将分给21户交纳风险股金的社员，若有亏损则用这21户社员交纳的9.9万元风险股金抵补。截至2007年6月13日，合作社会员费总额2.64万元，吸收股金47.6万元。目前据称效益不错。

示范效应

“这两个资金互助组织的公开‘亮相’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可能使尚处在半隐蔽状态中的资金互助组织走向前台。”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位负责人介绍，半隐蔽的资金互助组织多存在于各种民办经济联合体、农民专业协会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中。

一种类似于“财务公司”雏形，在经济联合体内吸纳股金、资金借贷。

一种由农民专业协会中的若干“股东”出资，发起并组建“资金互助协会”，对区域内种植和加工同种农产品的农户和加工企业吸纳股金、办理短期资金借贷，如上述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

另一种则由农经站注入“扶贫济困基金”和农民中的少数“股东”出资，共同组建“农民资金互助社”，公开吸纳股金、办理短期资金借贷业务，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便是其中一个典型。

不过，这是一些难以判定性质的组织，虽类似于银监会定义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但二者仍有重大区别。这位负责人说，“根据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但目前在玉溪存在的资金互助组织并未向社员吸收存款。”另外一位官员说，虽然有省、市、区农经站的支持，但一些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实质仍是民间借贷组织。“只不过，合作社确实解了当地很多农民的资金难题。”

更让一些人担心的是，目前的资金互助组织多脱胎于农村合作基金会——此类组织多始于1984年，后因承担了乡村部分财政职能和风险渐高，甚至发生挤兑，1999年国务院决定对其全面清理整顿，一些质量好的基金会被当地农信社接管，有的工作人员被划转至乡村农经站。目前，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一种金融的组织形式已不存在。

“我们调查发现，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经办资金互助业务的人员均为农经站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原班人马，而红塔区小石桥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创立时就获得了红塔区农经站扶贫基金的资助。可以说，两家合作社的公开挂牌营业均是当地农经站的主导行为。”玉溪银监分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在检查两家合作社规章时发现，合作社基本照搬原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操作方式，虽有“章程”却多从网上下载套用，还没有自身成熟的管理体系；虽设立了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但多流于形式，且责、权、利不清晰。

两家资金互助组织的成立均早于银监会允许设立资金互助社政策的出台，其借贷行为也走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范围”的规定。特别是以“资金互助社”名称对外公开挂牌营业，既没有相关部门的批准认可，也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更没有取得基本的法人主体资格。

这一切的调查结果都使得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开始担心，由于入社条件低，社员范围有急剧扩大的可能，盲目扩充极有可能演变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因借贷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易产生矛盾纠纷，有可能造成地方经济社会不稳定。

然而，监管部门也证实，这类资金互助组织的融资模式非常适合农村、农户及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资金需求。不仅贷款规模小、频率高、灵活，而且具有时效强、多元化和差异化等特点，办理手续也简便快捷。通过它们融资的人群往往是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视为风险大、收益低、信用差、难管理的群体。

“一定程度上讲，资金互助组织是伴随多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因应农户对资金余缺调剂需求变化的一种自发的新型融资模式，是在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转换为农村的微小资金互助性联合。这种联合不仅调剂了入股社员自身发展的资金余缺，对农村金融长期积蕴的信贷风险也起到了一定的分散补偿作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农村民间高利贷的发展势头。”银监分局人士对记者表示。

而对广大农民来说，资金互助社、合作社的成立可以使“单干”的农户有条件“抱团”闯市场。如通海县五垴山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引进美国甜脆玉米、改良“铁头”芥蓝，使得本村轮种蔬菜面积多达5000―8000亩，仅此一项即实现销售收入500多万元。此外，合作社还统一供应农户化肥、种籽、农药。

“我们都是为了农民考虑，为了产业化考虑。资金互助的工作也正是为此服务的。”合作社人士这样认为。

“斟酌再三，我们仍然从法律角度认定这两个组织属于民间非法组织。但是，它们毕竟属于自发状态的新生事物，既体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特点，也接受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如果法律上能对其性质加以定义，地方政府能合理引导，这些资金互助组织可以发挥其好的一面。”玉溪银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正规军”暂时缺位

可以肯定的是，民间资金互助组织的出现，与“金融正规军”的暂时缺位不无关系。

自2000年至2005年，玉溪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分别为3.04％、3.53％、3.81％、16.27％和10.14％。2004年以后，虽然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也十分明显。总的说来，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另一方面，玉溪农民对农信社小额贷款的需求正在下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需要的是更高额度的贷款。2006年底，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00元，最高的乡镇达到4700元，远远高于云南农民人均2900元的收入水平。

“小额贷款5000、1万的限额，对玉溪的农民来说仍然太少。他们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产业性贷款，而农信社恰恰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当地人对记者表示，农信社之外，农发行只涉及粮油企业，一些国有银行早些年已从县域退出，邮政储蓄则只存不贷。可以说，目前立足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农信社，而农信社改革为统一法人社后，乡镇信用社降格为分社，贷款权限上收，在信贷需求旺盛期，受放贷限额、程序环节和资金实力限制，难以兼顾农户产业化的资金需求。而农村地区缺乏担保机构，贷款条件差的现状，也使信用社在贷款发放时更为谨慎。

与农户个体一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很难从银行机构得到贷款。据云南省银监局统计，该省2005年末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6837个，其中专业经济组织2576个，直接带动农户106万户。但只有少数合作社得到农行或农信社直接的贷款支持，且资金需求满足率不高。比如文山州农信社2004、2005两年间扶持了6个合作社，发放贷款40笔，金额271万元，平均每个合作社每年得到贷款22.5万元。而上述小石桥乡资金互助社挂牌仅半年便能吸收农户自有资金近百万元。

“还有部分合作社以间接方式获得少量贷款。”云南省银监局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合作社有三种方式间接取得资金支持。

一是合作社理事个人贷款用于合作社。如玉溪市通海县某花卉专业合作社，其建盖保鲜冷库、购买运花车的资金都是几名理事以个人名义从信用社贷款。

二是合作社注册成为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在红河州，由11位农民投资入股组成的某合作社注册为公司，获得信用社贷款426万元。

三是合作社为社员贷款提供一定便利。曲靖市采取“协会+信用社+联保贷款”的模式，合作社社员从信用社贷款能够优先且额度较大，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生产垫本资金问题。

不过，更多的合作社及其成员均未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玉溪银监分局负责人对记者分析，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工商注册登记困难重重，是否具备贷款资格仍不明确；其次，合作社自身通常无稳定持续的营业收入，无还款来源，经济实力差，抗风险能力弱；而且运行机制不健全，产权制度混乱，故不具备贷款条件。加之，银行机构涉农金融服务的弱化；历史上乡镇企业和涉农贷款不良率高，以致农信社利率定价多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以上，超出了合作社的承受能力。这都使得合作社难以获得银行机构的资金支持。

对于一地经济而言，农户个人得不到足够的贷款支持，一般的合作社也无力取得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规模却在不断壮大。“效益的增长对融资产生了新的需求，刺激了民间借贷快速发展，最终催生了资金互助组织。”玉溪银监分局人士对记者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山东省宁阳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肩负着做好“三农”工作的神圣职责。对如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我县作了认真思考研究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整个“三农”问题中，收入多元化是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现实选择。

一、实现农民增收，必须立足农业、以农养农，把农业的特色比较优势挖掘出来。按照区域特色化、特色规模化的要求，宁阳县坚持在资源整合中挖掘特色，在扬长避短中培育特色，着力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区域比较优势。近年来，我们在巩固制种、蔬菜、桑蚕等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植奶牛、速生丰产林、林草牧一体化、苗木花卉等新兴产业。全县已初步规划形成了“四条带、五个区”。四条带，即以华丰镇、东庄乡为主的东部淡季无公害和绿色蔬菜产业带；以伏山镇、东疏镇为主的西部有机蔬菜产业带；以伏山镇、东疏镇为主的万亩优良蔬菜制种产业带；以东疏镇、鹤山乡、伏山镇、罡城镇为主的2万亩桑蚕产业带。五个区，即乡饮乡3万亩速生丰产林发展区、葛石镇8万亩大枣发展区、东疏镇万亩苗木花卉发展区、磁窑镇万亩生姜发展区和蒋集镇3万亩花生种植区。目前，全县蔬菜面积达到40多万亩，桑园3.2万亩，苗木花卉1.8万亩，丰产林16万亩，牧草1.3万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畜禽养殖业已进入微利时代。发展规模饲养，实现畜禽养殖的集约化发展，是提高养殖业效益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把规模饲养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积极引导群众发展规模饲养，并从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持，以全面提高养殖业经济效益。05年底，全县规模场达到4850个，饲养小区达到520个，规模饲养占社会饲养总量55%以上。华丰煤矿奶牛场、东疏镇郑庄奶牛小区被评为山东省奶牛养殖示范区，被山东省农科院确定为良种奶牛繁育推广示范基地。同时，我县紧紧抓住蒙牛集团落户泰安的大好机遇，在县全面实施了“奶业富民工程”，县政府专门出台了文件，明确了奶业发展的目标，制订了优惠政策和奖惩措施，大力推行“招商引牛”，省、市领导给予了较高评价。目前，全县奶牛存栏1.63万头，比05年底新增1300头，比去年同期增长71.6%。我县相继建成了华丰煤矿大型奶牛场和东疏郑庄、蒋集小胡、华丰歇息铺、泗店肖村、伏山桑庄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奶牛饲养小区，投资3亿元的宝山奶牛、投资2亿元的光明乳业等一批龙头项目也相继落户，为全县奶牛业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实现农民增收，必须依托龙头、打造“链条”，把农业的最大效益充分发挥出来。我县始终坚持用工业化、市场化的理念谋划运作农业和农村经济，通过延长农业和农产品链条，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通过建立农户与农户之间的链条，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引导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在龙头企业发展方面，按照“围绕资源引进一批，瞄准市场挂靠一批，立足实际建立一批，引导扶持做大一批”的思路，结合推进农业区域化生产，加强规划，合理布局，坚持大中小并举，各种经济成份一齐上，通过股份、合作、联合、兼并等形式，鼓励吸引外地资本、民间资本等多元化资本，大力兴办粮食、林木、果品、畜产品、苗木花卉、乳制品等加工、流通型农业龙头企业。同时，选择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目前，我县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38家，拥有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市级4家、县级8家，带动农户近10万农户。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一家一户闯市场，风险极大。只有让农民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提高组织化程度，组成“联合舰队”，才能抗御风险保增收。为此，我县把引导农民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合作社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积极探索农民联合的有效组织形式。立足县域资源、产业优势，积极推行“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订单农业”等发展模式，引导龙头企业、能人大户以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与农民联合，组建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全县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达到234家，带动20多万农户增收。乡饮粮食和饲料合作社被评为“全国重点支持合作社”，宁阳镇西关林草牧合作社被评为“省级示范合作社”。中央、省、市多次来这个县进行专门调研，回良玉副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总结推广乡饮粮食和饲料合作社的经验。上百家行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成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力军”。

三、实现农民增收，必须跳出农业、多轮驱动，努力扩大就业空间。农民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县域经济构架中，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能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都能为作为主体人群的广大农民提供增收的空间。近几年来，我县一直在认真思考探索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领域的有效途径，努力“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我县明确规定：村级新上项目形成的税收，按当年乡镇留成的30%—50%奖励村，支持鼓励乡镇、村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05年全县个体民营企业达到12500多家，从业人员10万多人；民营经济实缴税金占国地两税的比重达到75.9%，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二是积极发展行业协会。根据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和各行业的特点，引导建立了钢球企业协会、制鞋企业协会、粉制品企业协会等10多个协会社团组织。全县钢球加工企业现已发展到120多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年可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利税6000万元。全县骨干制鞋企业10多家，与之配套的加工站、点200余个，从业人员万人以上，年生产各类布胶鞋2000多万双，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亿多元，利税1000多万元，成为全省最大的布胶鞋生产基地之一。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近年来，我县把劳务输出列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形成了以定单式培训、成建制输出、合同化管理、配套跟进维权、后续服务完善为典型特色的富民强县产业。全县常年在外农民工14.3万人，年输出劳务总收入10.4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46%。我县被命名为省劳务输出基地县，成为北京、天津、宁波、苏州、昆山等大中城市重要的劳务源头。一批批有头脑的外出务工人员在打工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胆量，实现了由打工仔到老板的角色转换，有的返乡创业、惠及乡亲。目前，宁阳县务工返乡人员已兴办企业148家，年创利税1000多万元，安置本地农民就业3500多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宁阳镇青川寺村青年王元成，早年到泰安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过多年磨砺，办起了泰安市东方计算机学校和东方电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他本人已是泰安市九三学社成员、泰安市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我县劳务输出“培训+输出+管理+返乡创业”的做法，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总结为“宁阳模式”在全国推广，在“中国（宁夏）劳务经济发展论坛”暨全国劳务输出工作座谈会上作为三个典型县之一发言，被评为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

四、实现农民增收，必须整合资源、完善机制，积极探索灵活的土地流转模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了综合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我们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探索灵活的土地流转模式，整合土地资源，提高产出效益，实现农民增收。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依托龙头企业，搭建“新型农业庄园”。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农民土地实现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公司双方的收益。泰安口福农业发展公司采取“公司+农场”的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从伏山镇陈行村租用土地，发展高值经济作物，并聘用该村劳动力为常年工和临时工，使全村80%的农户受益。当地农民把这种模式叫做“新型农业庄园”。既拿地租又领工资的农民成了新型庄园的“新型地主”，既收租金，又当工人，拿着“双份”钱，还不承担风险，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三成。二是实行“田保姆”方式，托管他人的农田。大量离开土地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顾不上田间劳作，却又不愿放弃承包的土地，有的粗耕滥种甚至撂荒；而农村一些种田能手、农机大户又“吃不饱”。针对这种情况，县里提出了种田挣钱两不误的指导思想，引导外出经商打工者与种田能手签订“入托”协议，形成“你在外地忙挣钱、我来代你耕农田”的“田保姆”式的新型互助合作方式。三是实行集体“集约化经营”，提高亩产效益。地处城郊的宁阳镇东关村，人均只有3分地,地块小，劳动力成本高，一家一户调结构也没多大意义。东关村“两委”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由村集体统一承包土地，成立了种植、苗木花卉、养殖等专业队，统一耕种，搞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其他农民在领取土地分红的同时，转向了二、三产业。

五、实现农民增收，必须搞好服务、执政为民，调动好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政府服务是提高农民组织程度、减少生产和经营成本、降低农民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重点是给政策、教方法、化风险。给政策，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农村政策原原本本地落实到群众中去，避免出现政策“棚架”，确保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教方法，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干部示范和典型引导，向农民灌输新知识、新观念和各项实用技术。化风险，就是政府必须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制止售假、坑农害农行为，把该管的事管好。一是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近年来，中央和省、市都陆续出台了一系政策，我县坚决做到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特别是在粮食直补方面，按照中央和省委“五到户”的标准要求，严把核实关、公示关、确定关三个关键环节，努力做到补贴品种与依据、补贴标准、补贴资金额度、补贴方式、补贴时间“五明确”。县财政部门在县农业发展银行设立粮食风险基金直补农民资金专户，补贴资金一律通过专户封闭运行，确保把补贴资金直接、及时地发放到农民手中。在维护群众利益上，我县毫不含糊，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明确规定，哪个乡镇、哪个村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县里坚决对有关责任人实行农民负担“一票否决”，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二是加大科技培训和科技示范力度。充分发挥农广校、种子技术市场等各类科技机构的阵地作用，采取科技下乡、赶科技大集、聘请专家讲课、电视讲座、发放宣传品等途径，大力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活动。近两年来共培训干部群众10余万人次，使广大农技人员、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加强农业科技成果引进、推广工作，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先后同以色列海泽拉公司、天津黄瓜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近40余所国内外科研机构建立起了长期贸易及技术合作关系，每年引进名优稀特新品种120多个，先进适用技术100多项。在此基础上，通过农函大、农广校等培训基地，常年坚持开展科普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全县每年有98%的农村基层干部，89%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普及型技术培训。三是强化对农资市场的监管。我县农资主要是化肥，品种主要是尿素、磷酸二氨，分地产和县外购进两部分。地产化肥主要是县飞达化工公司生产的尿素，能充分满足县内农业生产需要。对地产化肥，我们实行最高限价，上下浮动幅度各为10%，超限价亏损部分由县财政挤出部分资金支持企业生产，让利于农民。对经营环节（包括自县外购进的化肥）实行差率控制，同时密切关注农资市场动态，跟踪价格走势，加强对农资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策规定、问题严重的，依据有关价格政策法规予以处罚。